2010年河南省公务员面试冲刺热点

河南省公务员面试冲刺热点

一、医生绩效考核与医德挂钩

上海全市卫生系统已全面将医德考评工作纳入医院管理体系，普遍建立了以社会评价为主要内容的医德档案管理机制，申康、复旦、交大、中医大、同济等沪上各大医疗系统和１８个区县卫生系统医德档案工作达到了全覆盖，即１００％建立医德档案制度，１００％纳入人事考核，１００％与晋升奖惩挂钩，９９％按年度评定。医德档案正在上海成为激励医务人员增强责任心和职业精神的有效手段。

３年前，上海卫生系统主动适应医疗模式转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以正面教育为主，鼓励和激励为主原则，发出《关于在本市卫生系统建立医德档案制度的通知》，在全国省级区划中率先开始建立医德档案制度。

经过探索，上海中山、仁济、岳阳、同济医院和静安卫生局等纷纷在医德档案相关定性评价、监督管理、绩效挂钩、多部门合作等方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院内网络版医德档案系统。医德档案记录医院职工医德教育培训情况，记录来自社会对医护人员医德医风表现的评价，结果纳入年终考评。档案不仅作为评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重要条件，还与分配绩效考核、个人年度考核、岗位聘用、各类奖惩、晋升挂钩。设立医德考评“一票否决”制，一些重大投诉由文明办提出处理建议并交由院考评后进入考核程序。如发生收受“红包”、商业贿赂等行风问题，医务人员将被取消当年评优、竞聘资格，或给予缓聘、解职、待聘等处理。

上海医德档案工作已从最初的纸质单项手工记录发展到系统的网络化管理。上海市卫生系统文明委要求各医疗单位对医德档案设置的具体评价标准、涵盖内容、记录方式、考核指标、结果分析、综合评价、信息化问题、时效性问题等进一步优化、规范化、网络化，使之真正发挥行业规范和个人自律的作用。

医德形象对医生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好的抹不掉，不良行为也赖不掉，医德档案使医生感到对自己每一个医疗行为都马虎不得，不仅要杜绝触犯职业精神底线的“一念之差”，而且日常言行也需更加严谨。

二、国家公务员改革：农民也可报考

农民报考公务员同样体现了对“三农”问题的政策倾向，让农民同样享受就业的机会，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这又一次体现政府对农民的重视，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两会结束后，温总理在答中外提问时，曾多次坚定得提出要多为农民办实事。他引用了着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的观点，要重视贫困的经济学，重视农业的发展。他说到，世界多数是穷人，而多数穷人又集中在农村，而农村的贫困主要又是农民的贫困。对此，中央和各级政府早已经把三农问题摆在重中之重。

农民报考公务员这一政策设计，不仅仅是一种信号和政策象征，更重要的是对农民群体权利的尊重，让他们享受获取改变自身处境的权利和自由，这无疑为目前陷入窘境的农村反贫困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的贫困问题集中在农村，世界的贫困问题也同样。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探求经济和技术反贫困的时候，却总是容易忽略农民权利上的贫困。众所周知，在长期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始终处于社会的二等公民地位。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正常、高效转移。好不容易，农民进城务工却经常被城市居民所歧视。辛苦劳动付出换来的却是工资的恶性拖欠。缺乏社会实有权利维护的农民工，只好通过非常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

农民的问题成为了中国发展中最受人们关注的话题。显然，这些问题的矛头更集中于农民物质贫困掩盖下的权利缺失。

贫困问题研究 ，缪尔达尔曾旗帜鲜明地指出贫困问题的制度约束。他指出了，制度性贫困的根，源于人民低下的参与程度和刚性的、不平等的社会分层。

另外一位诺贝尔将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开创性地提出了贫困实质是能力的缺乏。他认为，贫穷是基本能力的剥夺，人们能够获得的生活和人们能够得到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显然，两位经济学家对社会公平问题的重视已经超出了简单的经济效率的范畴，从公民政治权利和制度的因素来探究贫困的深层问题。

无庸讳言，这一分析方法对我们目前的反贫困是有借鉴意义的。而对应于中国的实践，这种做法同样是开了维护农民合法权利，让农民获得实有权利的先河。希望，这股烈火能不断熊熊燃烧，彻底撕破城乡的屏障，消除对农民的歧视，实现公民权利的真正平等。

三、新闻监督谩骂行为争议

有“电波怒汉”之称的主持人万峰在节目中针对浙江富阳市停车乱收费问题，斥责当地发改局物价监督检查分局局长袁高亮“你不知道当什么局长？你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就下去，滚蛋。撤你的职！”袁当场挂断电话。表示已对该局长进行了处理。

正方：

电台主持人怒斥局长“不称职就滚蛋”，严格讲也谈不上“骂人”。无论哪个官员，但凡不称职，就应该滚蛋，主持人万峰骂得没错！否则，他们占着官位、拿着百姓的纳税钱，却不为百姓好好干事，为民要他们何用呢？

富阳市停车乱收费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百姓的怨言也不知憋闷了多少天。但经过电台主持人一声怒骂，第二天，袁高亮局长就组织人员对投诉内容进行了调查，解决了停车乱收费问题。如此看来，有些官员不骂不清醒，不骂不作为。假如骂官员能解决民生问题，我们看还是给主持人的那声“骂”一些掌声吧，哪怕他这种愤怒表达方式不理性。

在一些发达国家，官员挨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百姓可以在报纸上写文章骂，通过漫画丑化官员，或以其他方式表达不满。只是我们这里少一些而已。多年来，公众对政府和官员的批评，一直是温情脉脉，温文儒雅。即使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不满，也会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在说话以及交往形式力求委婉的艺术。否则，可能会触犯“官颜”，落下“大不敬”的罪名。

官员是公众人物，也是为民服务的公务员，面对百姓和媒体监督的骂声，应该有雅量、度量，并从“骂”声中汲取教训，倾听民情，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执政智慧的表现。只要百姓“骂”得对，“骂”得有理，哪怕是骂错了，也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官员要想不挨骂，请兢兢业业为民做好工作。

不能把“电波怒汉”万峰开骂看作个人发飙，而是一次为民众呼声的最好代言。

反方：

媒体人代表人民实施监督没有错，敢于和善于直面甚至指斥无为和无良官员更受人尊崇。但主持人毕竟是在做节目，面对的是亿万受众，必须保持理性和克制，不能任由不良情绪发展。主持人在履行监督职责的同时，必须保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文明理性形象，不能忘记作为公众人物为人师表的社会责任。人们还记得，今年6月21日，江西抚河唱凯堤发生决口，严重威胁下游十多万群众安全。央视《24小时》栏目主持人与江西防总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进行电话连线时两次打断其“官腔”介绍，主持人得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边倒”支持，就是因为主持人较好地把握了监督的“分寸”，没有“滚蛋”、“不要脸”、“撤你的职”等过头话。试想，如果有关官员不是选择了“挂断”而是选择了对骂，那将成何体统？

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相信万峰的粗话是愤激情绪的脱口而出，“我生气其实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是对丑恶现象的一种抗议和愤怒”。但同为嘉宾的电台主持人叶峰表示，媒体监督是对的，但应该去说理，这是一个以理服人的平台，说理性要强一点，平和一点。他并不太赞同骂人的方式。观众是有眼光的，会思考的，当你提出问题，对方无言以对的时候，大家就能看明白，就不需要说一些粗鲁的话。媒体监督需要依法监督、科学监督、建设性监督。笔者对此颇以为然，毕竟是“有话大家说”而不是“大家一起骂”。

四、贪官的政绩不能 “冲抵”罪责  

曾被称为“打黑局长”的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原常委、温州民营经济科技产业基地(龙湾)开发建设指挥部原常务副指挥施德扩，因涉嫌在担任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公安局长期间受贿66万余元，10月27日上午在苍南县人民法院受审。据了解，施德扩在泰顺、瑞安任职期间，以极强硬手段打掉了多个猖獗一时的黑恶团伙。庭上，辩护人与公诉人就“打黑局长”该为量刑加分还是减分展开激辩。

只要是个官，无论大小，总会数得出来大把的政绩。“打黑局长”身居地方要职，政绩成果自然会很“养眼”。把政绩拿出来“冲抵”自己的罪责，以期在量刑中得点实惠，实在是人之常情。不过，对于掌握量刑大权的法官来说，则要审慎待之，莫被贪官那耀眼的政绩给迷惑了法眼。

作为官员执政办事的成绩评定，政绩固然有着个别的“一票否决”的量化硬指标，但更多的是用弹性的形容词打分。政绩到底能够怎样量化，目前还是一道困扰官民的大难题。

按下政绩评价是否可靠不表，纵然政绩为真，贡献实大，但也和在法律评价中的量刑没有多大关系。政绩是另一个体系的考量标准，其适用的范围也仅在此限之内。政绩良好或者优秀，在行政体系中自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提拔重用，表彰奖励。以“打黑局长”为例，其在泰顺、瑞安任职期间政绩斐然，自然得到了良好的评价，并在这个体系中得到认可，得任区委常委的要职。其作出的贡献与其所得到的认可是成正比且兑现了的。

量刑作为一种法律评价方式，是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的评价，属于与政绩评价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评价体系。量刑时是否加分，是否减分，是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的。在法律中，也没有对受贿官员“在位期间政绩突出的，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政绩“冲抵”罪责，实是当事人的一厢情愿。

五、社会保险法应重在落实

经过四次审议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28日高票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这是最高国家立法机关首次就社保制度进行立法。

社会保险法的立法之路走了整整18年。18年磨一剑，舆论功不可没。被媒体列为此次立法“亮点”的养老医保“异地漫游”，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等，无一不是经过数轮全国性的大讨论，方才凝聚了宝贵的社会共识。

一部良法，也需得到良好执行，公众才能受惠其中。具体到社会保险上，社保基金的安全又成为落实社保制度的前提和关键。此番社会保险法专设一章，在加强监管上有了一些创新，社会监督和人大监督被格外强调。

社会保险，是公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方式。这部法，关切着亿万公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对于社会保障还很不健全的中国而言，社会保险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一部良法，也需得到良好执行，公众才能受惠其中。具体到社会保险上，社保基金的安全又成为落实社保制度的前提和关键。今年4月，10个部门开展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专项治理工作基本结束。在这项持续了两年的专项治理工作中，一共查出违规资金100多亿元。在此之前，上海、广东、贵州、浙江、海南等地，都曾曝出社保大案，这些案件涉及的社保基金数额动辄上亿元。

各类专项治理和犯罪预防活动，可视为有关部门在保障社保基金安全上的努力。此次社保法草案审议中，也有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多次提出，目前社会保险基金累积结存数额较大，又比较分散，为了保障基金安全，“应当严格规范，加强监管”。

在各色文件上与会议中反复出现的“严格规范、加强监管”一语，恰好表明了在社保基金的管理上并不缺规范，但欠“严格”；并不缺监管，但亟须“加强”。

“严格规范”努力的方向首先还在于进一步规范信息透明制度，完善责任机制。社会保险制度的受益人是全体公众，有关社会保险的公共信息理应向社会开放。社保基金的收入、支出、结余以及任何时间的去向，都应方便公众查阅。尤其是社保基金还涉及到增值保值，这是最容易出事的环节，社保基金运营信息的公开，也因此更显重要。这些信息并非国家秘密，也不是专属于管理部门的私密资源，而是全民共享的信息。有了充分的公开，才能最大限度地防范决策失误，并让监督成为可能。

六、马化腾领取房补事件

多名富豪将获得深圳市政府的住房补贴，如马化腾每月可获3100元购房贴息。据深圳市近日发布的住房补贴拟发放人员名单，该市第三季度将向684人发放住房补贴，多名身为高层次专业人才的企业高管在列。许多网友认为拥有大量财富的阶层不应该享受政府住房补贴，也有网友质疑这项住房补贴制度。

“深圳房补”注定会招致口水多多，尤其是舆论将这项公共政策抽象成“在老百姓买不起房的前提下，政府竟然慷财政之慨给富人发房补”———这一解读必引发民意反弹，质疑也好、街骂也罢，说的都是贫富分化的理，摆的都是公共利益的谱。

在一片质疑声中，似乎少有对“深圳房补”政策的理性解读。有人搬出马斯洛学说，说人家已经有了，何必继续满足已获得满足的需求？有人分析说这是明显的马太效应，难道地方政府非得让大家“穷愈穷富愈富”？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个“深圳房补”的本来面目：根据深圳市2008年推出引进高端人才的系列政策，市国土房产管理局2009年6月正式启动向高层次专业人才发放住房补贴的工作。换言之，政策初衷旨在激励为深圳发展做出贡献的高端人才、并不是给“富人”锦上添花，那么，即便少数高端人才“很买得起房子”，也只是搭了政策的便车而已，并不能因此否定政策的善意与合理性。

对少数高端人才而言，也许并不是缺这点钱，但却非常需要地方政府有这份“心”。公众算的账也不错，对公权秉持警惕感也没问题———只是，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以下方面：一者，拿了这个“房补”的高端人士，到底有没有为增加城市福祉贡献相应的能量？他们的身份、职位，以及效能配不配这个补贴？二者，城市在关心高端人才住房的时候，有没有同样倾心关注底层民众的居住需求，他们能不能与高端人士一样获得相应的公共财政分享权？三者，这项政策本身的性价比如何？花的钱能不能起到应有的激励效果？

任何时候，奖优惩劣的逻辑都不应被平均主义的思维所遮蔽。马化腾等有多少钱，那是人家的事情，只要合理合法，始终不能原罪，即便政府给他们发了房补，与“开着宝马争购经适房”也是性质迥异的两码事。深圳能走到今天，我们也得承认，它在赏俊识贤方面，的确有很多值得内地城市借鉴与思考的东西———而房补政策，也只是深圳个性“人才观”的一种诠释而已。

当然，这项政策之所以激起民意诸多联想，离不开某些现实语境：譬如地方性公共政策“嫌贫爱富”的倾向、财政硬约束始终未能成为政府限权的第一步、民生性保障政策执行乏力等。因此，“深圳房补”若想赢得公众的理解与欣赏，眼下而言，似乎在三个方面应该大有作为：一是细化房补政策的补丁，尽量减少搭便车的现象，保证政策的公平取向，防止出现“损不足而补有余”；二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经适房、廉租房等也要像高端人才的房补那么温暖；三是整顿房地产市场，有序理性的房地产市场一旦建成，各色临时性政策的“房补”自然可以谢幕了。

七、名人故居的毁灭与重建

一边是历史巨人的故居被推土机一个个夷平，城市失去了自己这种灵魂性确凿的存在；一边却是一个个名人故居被作为旅游的景点与招牌“开发”出来，亮闪闪推到人们面前。可是，待走进这些重新“打造”的名人故居里，不过是一些老照片，陈年的家具什物，墙上挂着临时搞来的、往往与这些故居主人并无关系的老字画；空洞乏味，没有感觉。

造成这两种极端性问题的是没有认识到名人故居的真正价值；或者都是从实用和经济价值看待与对待名人故居。当认为名人故居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时，想也没想就一挥而去；当看到名人故居可以招引游人、赚得钱财时，便急急忙忙一通儿涂脂抹粉地推将出来。

名人故居的价值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精神性的。它们大多普普通通，看似平常，甚至狭小简陋，可是当我们得知一种曾经影响世人的精神或时代审美诞生其中，它就变得异样神奇，散发出夺目的光彩了；就像我们在巴黎近郊奥维尔那间不足七平方米的斜顶而昏暗的凡·高故居感受到的——那真是一种震撼！由此我们更坚定地认为：名人故居的真正意义是，在历史巨人这个特定的生命场中，将他们的精神影响后人。

所以说，名人故居的工作是致力体现一个个非凡的个性的精神与品质。

由于过去对名人故居认识有限，许多故居得不到保护而不复存在；偶有存留，时过境迁，故居主人留下的大量实物和细节也渐渐消失。一旦动手去建，难免把它们当作那种古村落的财主们的宅院热热闹闹布置一下，就推到旅游市场里了。

关键是要聘请 。其实凡重要的历史名人，大都有学者专事研究其生平传记、性情习惯和事业历程。文化上的事，离开 、离开文化的性质和规律就难免错误百出。当然，更关键的还是我们的“名人故居观”：到底想以故居建设来增强一个城市或地方的精神文化，还是只想用它牟利赚钱。

八、学术不应与金钱绑定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昨日在南京“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演讲中说：仅仅靠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就太差了，这让某些教育机构的老师有了为房为车，追名逐利的借口。

和发达国家高校教师相比，中国高校教师的薪酬水平确实不高，但要说中国高校教师待遇太差，也难以服众。有统计表明，1984年之后的20年，中国高校教师平均工资增长了18倍，2005年，高校教师进入高收入者的重点纳税人行列。

然而，来自高校教师内部的声音却是另一番景象，前几年北大副教授阿忆先生晒过自己的薪酬，月薪4786元，根本“入不敷出”。但问题在于，“入不敷出”到底是因为工资太低，还是因为消费水平太高？由此我们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给高校教师多高的薪酬水平才能让他们安心做学术？

有一些高校教师，已经开着名车，住着别墅，但照样不安心做学术，仍然四处捞外快，这说明，捞外快并非全都是生活窘困所迫。有些高校教师，习惯了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的高消费生活，对于这样的教师，即便工资水平到年薪100万元，他仍然会向往着年薪1000万元的生活水准。一言以蔽之，如果高校教师只愿意追求高消费的生活，而不喜欢做学术，那么，给他们再多的薪酬，也仍然不可能吸引他们做学术。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高校缺乏有效的奖惩制度。解决高校教师不安心本职工作问题，到底是先普遍高校教师薪酬水平，以期待他们安心工作；还是先安心本职工作，再给高薪酬？笔者以为，前者仍然不过是“大锅饭”——高薪酬的“大锅饭”，而后者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其实，不安心本职工作，将本职工作当副业，将捞外快当主业，是一种不正之风，一些高校教师所付出的劳动，根本就对不起他们的那份薪酬，如果还给这些人高薪酬，既不公平，也不公正。

薪酬水平这张牌只能用在目前已经安心学术的高校教师身上，对于这些安心学术者，我们应该用高薪酬予以奖励，而不能让他们“固穷”。而对于那些以各种借口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高校教师，应该有退出机制让他们离开高校这个平台。

九、强拆雷人语录折射错误执政理念

“为了发展，就得拆，没有我们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江西万载县某官员的这句话，激怒了前往该县讲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他愤然离席而去。

冷静地想想地方行政的生存图景：

一者，拆迁已成为地方GDP的主力军，建也GDP、拆也GDP，拆拆建建之间，社会总财富虽然未有增益，但账面上的数字政绩出来了；

二者，在官员眼里，知识分子是没有用的，所谓“技术创新”或者“智力经济”，抑或是中央大力提倡的“经济转型”，在这帮官员们眼里，完全是糊弄舆论或应付检查的鬼话，个个都急功近利得很。费心思养知识分子等“核心竞争力”出效益，还真不如派个低薪高能的拆迁队来得实惠。

雷人语录折射出，强拆的手段无所不用、经济转型拖沓迟滞、对知识与规则的冷眼等问题的根本原因。这是地方官员的执政理念的真实写照。

地方经济的发展究竟靠什么、短视思维为何屡屡战胜长远目光？

强拆的症结，一是为权、二是为法。所以需要从权利的监管和法律法规的完善上去切中要害的解决。

发展有时候确实需要拆迁，也不是说所有的钉子户都天然有理，但权力如果不能失去监督。拆迁并非都是坏事，但却实在地成了一个坏词，说到底，它背的是权力失控的黑锅，它变异成了权力换利益的代名词。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而被权力豢养起来的那些鼓吹高房价、靠拆迁吃饭的“知识分子”，其实也还是真实存在的。

十、十二五规划强调“两个同步”

在《建议》提出的“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被作为今后5年的五大目标之一，具体表述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

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要推进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此次《建议》提出上述两个“同步”，更使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达到前所未有细化的程度。从这一提法中，我们能体会到中央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决心，能感受到中央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执政为民的真诚。

劳动报酬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径。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一方面要通过市场的手段使劳动报酬增长水平和企业利润增长同步，另一方面，政府要解决市场、企业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对转变政府职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两个同步”的提出，体现了对效率和公平的兼顾。这要求加快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包括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内的收入分配基础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等。

在“十二五”规划中，科学发展是主题，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的主线。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中，同样包含着沉甸甸的民生成分。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需求结构更加合理，其中就包括扩大消费需求。而扩大消费需求就包含居民收入分配的更加合理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要求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要加强社会建设，其中就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更加完善。这同样是民生。

民生无小事，点滴总关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民生既维系着百姓的期待，更是撬动今后5年中国取得更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党中央现在提出了更具体的目标，我们有理由期待。

    

十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过程中，部分公众出现疑虑情绪，你怎么理解这种情绪？

参加人口普查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中，无疑是一种公民责任的体现。

从媒体反映出的情况看，绝大多数民众对普查工作给与了理解和支持，但仍有些疑虑没有得到彻底消除。比如，人口普查对个人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入户调查这样的方式是否安全等。

人口普查应是国家和国民的一次平等对话，问清查实全国人口状况是谈话的目的，但这样的谈话，不能在疑虑重重的氛围里完成。

公众之所以有疑虑，首要的原因可能是，不太了解人口普查和自己的关系。公众见到最多的宣传是人口普查关系国计民生，但到底怎么“关系”却让人不得要领。相比而言，美国在人口普查时，给普查对象的信件就更具说服力，“2010年人口普查工作将有助于让每个社区在公路、学校、医疗设施等许多方面，获得你和你的邻居所需要的公平份额。没有全面、准确的人口普查数据，你的社区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公平份额。”任何一个接到这份普查表的人，都会很务实地主动配合普查工作。

另一方面，化解公众的疑虑应该多一些平等平和，少一些居高临下。如“搞好人口普查，从整顿户口开始”这样生硬的表达，只会让一些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大军”惶恐不安。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员做出的“人口普查对象不得拒绝入户登记”要求，也曾让一些网民感到不舒服。如果没有通过细致、平等的释疑工作赢得普查对象的信任和支持，想依靠强硬语气让民众“不得拒绝或者阻碍入户登记工作”，其效果就难免大打折扣。

另外，公众的疑虑还来自于，对于家庭隐私被窥视、被泄露的担忧。尽管国家统计局有保护隐私的承诺，《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也有相关的规定，但毕竟还没有更具效力和公信力的法律条文，也缺乏第三方机构的有效监督。尽管，有关部门一再表示会对泄露人口普查资料的行为依法查处。不过，随着近年来公民个人意识日益增长，对私人生活空间越来越重视，私人信息泄露的担心实为正常。因此，人口普查的调查方式也应进一步改进。

从国外经验来看，入户调查并非惟一办法。印度尼西亚的人口普查就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调查员直接前往受访者家中；另一种是通过信箱将调查表送给每个受访家庭，然后确定时间和地点，等候平时工作忙碌的受访者当面交表。印尼这种差别化的调查方式不仅可以保证数据的真实科学，还可以极大地效率、节省成本。类似的他国经验，我们在今后的普查中，不妨多一些借鉴。

人口普查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把国民都化作一个个冰冷的数字，而是为了搜集科学的数据作为科学决策的依据，确保人人可以感受国之温情。

十二、人口普查特殊手段慎用

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入户登记工作将正式展开。相关参与普查人员说，针对顽固的“不开门”，在11月1日正式普查时，将和民警一同入户。

按照《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相关规定，“人口普查对象阻碍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依法开展人口普查工作，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看来，动用警察“叫门”完全合法。但是，必须意识到让警察“叫门”应属于人口普查过程中的“非常态手段”，换言之，能不使用这样的手段就不应使用。从法理上说，警察“叫门”类的行为，必须是在相关统计机关和普查人员在“穷尽”了一切可以依法使用的手段之后，断不应提前采取，更不应成为普查人员借以“威慑”公民以达到普查目的的手段。

必须认识到，动用警察“叫门”依然是一把“双刃剑”，在解决了不配合的问题的同时，或可能让被普查人反感和抵触。“天天领着警察敲门”才能搞好普查，恰恰说明统计部门和人口普查单位在其它配套性措施方面有“软肋”。或许，一个小小的礼物就能带来普查工作的和谐，何必动用警察？

最后，即使不得不动用警察“叫门”，也应让警察着装严整、带齐相关文书和证件，并严格履行法定调查程序。否则，一项好的举措也难免有滥用的危险。

 

2010年河南省公务员面试考前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