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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13时许,在河北冀州一处新建楼盘,一名13岁女孩帮父亲讨薪时,从16层跳下,随后被送往冀州市医院。17时许,家属称,女孩已经 死亡。一名在现场讨要工钱的农民工称,跳楼的小女孩是他们包工头的女儿小梦(化名),今年13岁,正在读初中。可能是看到父亲讨薪困难,于是和奶奶爬上了 高楼,希望帮父亲讨到工人工资。(1月20日《新京报》)
这无疑是让人唏嘘感叹的一幕:一个原本应该快快乐乐读书、玩耍的孩子,因为牵扯到家人的讨薪中,不幸坠楼殒命。无论,导致这个孩子丧命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也无论其背后是否有着什么巧合与错误,讨薪难都是一个绕不过的背景和肇因。
每到农历年终和新年,讨薪就成为很多农民工的关键词,甚至是生活的全部,讨薪难也就成为他们的难言之隐和心头之痛,若讨不到薪,一家老小都没法 过好新年。虽然,农民工的讨薪难人们并不陌生,媒体也在年复一年的报道;但是,具体难到什么程度,苦到什么样子,人们却并不清楚,人们的同情有时并不能维 持很久。这一次,因为一个女孩的惨死,因为媒体的报道,人们对讨薪难似乎多了一些了解。
其实,前几天,新华社记者就做了一回有心人:他们陪同农民工一起讨薪,他们想把农民工讨薪之难真实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他们期待自己的报道可能起 到作用,农民工讨薪难的情形可以随之改变。连同这一次关于讨薪女孩的惨死,讨薪难通过媒体报道再次得到了呈现。 这种呈现有两重意义。一是,激发人们的同 情心。那些欠薪的人,那些围观的人,想到过农民工讨薪如此之难吗?他们会不会因为看到媒体的报道动了恻隐之心?至少,对于公众来说,这种报道可以引发舆论 关注,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较热的议题,推动农民工讨薪难的解决。二是,发现现实存在的问题。讨薪难到底难在哪里?这些难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即便,这些问题是 老生常谈的问题,当讨薪难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这些问题依然有提出讨论的必要。这是媒体功能的体现,也是媒体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可问题是,媒体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之前,讨薪难就是媒体的常规性选题和周期性选题,媒体并没有忽视对讨薪难的报道,可效果却并不明显。 一方面,问题似乎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否则讨薪难也不会成为周期性选题,一到年终和新年时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一些地方甚至发生因讨薪而打死人的新闻。另一 方面,人们渐渐对媒体的报道也不太感兴趣,或者炒作的味道越来越浓。毕竟,新闻媒体做的是新闻,对于媒体来说,即便是报道讨薪难这样的选题,也需要具体的 切入角度和清晰的新闻价值。这不是媒体问题,媒体的作用需要通过设置议题、启动制度、提供监督完整体现。
其中,最核心的一步就是启动制度,或者说制度启动。媒体的报道在设置议题,制度应该对此进行回应;制度回应的情况如何,媒体也可以进行监督。但 至于制度回不回应,回应的质量如何,就不是媒体能够完全决定的。这取决于制度的完善和制度的执行。事实是,如今关于讨薪的制度比较完善,一旦发生欠薪的情 形,农民工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和司法起诉的方式去讨回自己的血汗钱。关键是,这样的制度救济有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成本较高的问题,农民工承受不起其中的 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比如,执行不力的问题,劳动仲裁时踢皮球,司法判决后不执行,农民工即便赢了仲裁和官司,最终还是可能拿不到一分钱。其中,执行不力 是一个重要问题。
不同农民工被欠薪的情形有所不同,但讨回欠薪的模式基本是相同的,那就是公权力在解决欠薪问题时,有了更积极的作为。因此,对待农民工讨薪难的 问题,需要增加制度回应和问责的环节——当出现讨薪难时,除了找出谁在欠薪之外,还要查查在讨薪过程中,职能部门是否尽到了职责,是否表现出了积极性?如 果,讨薪之苦只由农民工承担,职能部门面对难题即便不作为也毫无干系,那么讨薪之苦必然成为一种讨薪之难。只有以制度压力和舆论监督督促职能部门转变角 色,心系农民工讨薪之苦,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制度的效力才能真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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