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国考面试热点：2015，有一种浪潮叫还乡

　　2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连续十二年聚焦三农。字里行间，不少新词冒出，从创新驱动到一二三产融合，农村改革再次来到了时代的大风口。

　　然而几十年来在农村涌向城市的大潮下，很少有人反向思考：在注定影响中国发展的这场变革中，城里人在农村又有什么样的位置，他们要做什么，能做什么?

　　王健林、马云、马化腾、邓飞、梁鸿、刘敬文、李风……这些名字有的熟悉、有的陌生，他们走在还乡路上;大商人、中产阶级、学者、大学生、公益人……都市生活中没有任何交集的人们被一场关于农村未来的“全民实验”推向了同一个舞台。

　　“大鳄”来啦

　　马年岁末，发生了几件与中国三位商业大佬有关的事情，却并没引起外界过多关注。

　　2014年11月21日，一群北京、深圳赶来的互联网 一路颠簸到达贵州黎平县岩洞镇铜关村。第二天一早，一架无人机呜呜升空，俯视着古寨， 拍摄下腾讯第一个移动互联网乡村诞生的盛大仪式。三天前，这里刚架设了4G基站。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筑梦新乡村项目负责人陈圆圆登上一个高台对村民高喊： “就要给大家发智能手机啦。”

　　村民们与腾讯签订了一份特殊的承诺书：半年内学会用手机上网，用微信管理村务、卖土产。在腾讯设想的移动互联网乡村的生态系统里，村村都有微信公号，同时为参与乡村建设的人提供一个平台。

　　12月2日，与黎平同属于贵州黔东南州的丹寨县迎来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万达承诺产业扶贫，5年人均收入翻番。一个企业同一个县政府签订“企业包县，整体脱贫”协议，这是第一次。

　　在丹寨的这场“试验”里，当地原有的土猪养殖和茶叶种植进入了万达的视野，他们计划增建土猪养殖厂、配套屠宰厂、饲料厂以及硒锌茶叶加工厂。而万达本身的商业网络足以提供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从猪栏、茶山到城市消费。

　　12月23日，第二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在浙江丽水召开。去年，淘宝村数量从20个激增到211个，进入几何式增长阶段。

　　阿里研究院在年末的一份报告里给出了淘宝村的标准：经营场所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元，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千万元以上，本村活跃网店数量达百家以上，或活跃网店数达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

　　两个多月前，阿里巴巴刚完成美国上市，马云就高调宣布其农村战略：未来3到5年，投资百亿元，建立一个覆盖1000个县、10万个行政村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腾讯、万达、阿里巴巴的密集行动或许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可以感受到的是颠覆传统思路的企业下乡潮正在形成。

　　人到中年的那一点乡愁

　　乡愁，是一个没有时空界限的话题;而回不去的故乡，让人们心生唏嘘。

　　河南淅川县，12月底，江水从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上的陶岔渠流淌过，直奔京城，而几里地外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鸿的家乡梁庄。

　　距离梁鸿2010年出版纪实文学《中国在梁庄》过去了四年，梁庄没有什么变化。壮劳力几乎全部外出务工，村里是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有人点着枯枝树叶围成一圈，一边烤火，一边聊天。

　　这是中原多数农村平凡而真实的一天。“我在两本书里写的并不是写农村的贫穷，而是精神的困顿。”她说。

　　当50后北京商人李风周游世界一圈，回到自己河北端村老家时，发现农村仍然是“中国发展里最短的那块板”。“不管你信不信，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总想着能为社会做点什么。”他说。

　　信奉“艺术是创新动力”的李风在2013年创立了荷风艺术基金会，他的理想是把芭蕾舞、交响乐、话剧、绘画带入乡村基础教育，端村小学是他的第一站。李风用了两年时间向世人证明了农村孩子用四节课可以学会简易的天鹅湖芭蕾舞，用一年能合奏《欢乐颂》。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几乎每个像李风一样抱着改变一件小事的想法回到乡村的人，遇到的问题却都是系统性的。

　　做免费午餐、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女童保护计划的公益名人邓飞在奔走多年后，发现了一个死结：中国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我们再怎么去努力，都改变不了根本性的问题。”他说。

　　而邓飞团队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让“留守儿童的爸爸回家”。此时，邓飞正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个学生，他筹到了将近两百个校友的支持，成立了e农计划：把乡村土货卖出去，把城里人请进来旅游、体验文化。

　　这些60后、70后的发起人不仅代表着都市精英，其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是从贫瘠乡村里走出来的。

　　e农计划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海外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勇说，大家做这个事情是出自对乡土的眷恋。

　　60后的周勇提出了一个城市与乡村价值交换的概念：城里人通过深入贫困乡村、购买生态农产品、留住乡愁获得情感满足，贫困乡村家庭因收入增加解决物质需求，“让爸爸回家”解决情感需求，有尊严地成长解决精神需求。

　　那些回来的年轻人

　　与梁鸿、邓飞、李风等这样一些在城里站稳了脚跟的社会中坚力量相比，年轻人从起点上拥有更宽广的选择。

　　2014年，“卖新疆兄弟良心干果”的小电商——维吉达尼创始人、广东青年刘敬文和他的Farmer4(新农人四人组，简称F4)在上海喜马拉雅中心和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各办了一场千人演唱会，在十个城市做了30场演讲。

　　F4是去年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农业组合，成员是4个80后“老男孩”。他们说，“这个国家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关心阳光、雨水和乡土。”

　　三年前，刘敬文作为援疆志愿者第一次走进边远的小村庄维吉达尼。“你会发现喀什贸易传统很发达，唯独是农民没办法融入互联网经济。”刘敬文说，“你只需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平台与窗口。”

　　刘敬文创立了“维吉达尼”电子商务公司，在网上帮2000个新疆农户卖巴旦木、核桃、杏干。3年来，维吉达尼像一个神奇的纽带，将中国西北边陲的农家与千里之外的消费者连结起来。

　　F4在北京办演唱会的时候，山东青年刘记虎在福建闽候山里用玉米面和麦麸养土猪，因为喜欢电影《海角七号》，他给自己的土猪取名“故乡七号”。 村民都觉得他瞎胡闹，不给猪吃饲料，一斤肉敢卖到43元。而当他在省城福州拥有60多个忠实用户时，人们开始上门向他讨教生态养猪的问题。

　　从2012年开始，做了十多年农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明显感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乡村，他们被称为“新农人”。

　　“农村的人才太少，留不住人。但是农村要发展，没有人才不行，没有年轻人不行。”杨团说，今天，这个青年返乡不能看得很简单。它方式多元是非常 适合这个时代。有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作，也有城市青年不返乡，而是为农村工作。他们把城市居民带到乡村，让他们认识农村，这些青年无形中 在弥合城乡的信任和情感。

　　今天，正在中国农村发生的一切，不由让人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

　　而梁漱溟不曾想到有一天，几亿中国农民踏上了进城务工的征程，若干个超级都市如“摊大饼”一样地长起来;而如今，互联网、高铁、电子商务这些看 上去与农耕风马牛不相及的新事物，又把一帮城里人送回了古老淳朴的农村，在新农人与新科技还乡浪潮下，中国新农村建设画卷正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