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读史可明鉴，知古可鉴今

　　“二十四史”的修撰与刊刻，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相依相伴，是世界上唯一载录绵延数千年的信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可以源源不断汲取的智慧源泉

　　 总书记说：“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拥有近4000年连贯、完整的历史记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二十四史”的修撰与刊刻，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相依相伴，是世界上唯一载录绵延数千年的信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可以源源不断汲取的智慧源泉。

　　一

　　“二十四史”以纪、传、表、志的架构，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末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涵盖了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二十四史”大多出自历代皇帝敕撰，后经清乾隆皇帝钦定，因此“二十四史”拥有“国史”和“正史”的地位。

　　中国素有纂修、刊刻“正史”的传统，历代多由组织实施，形成各自时代的标准本，通行于世，人们所悉知的宋刊“十七史”、明刊“二十一史”、清刊“二十四史”，无不如是。清乾隆年间《明史》修成，诏武英殿刊刻全部二十四史，“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成为有清一代的正史标准本，通行300余年。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广搜善本，汇集丛残，刻成“百衲本二十四史”，成为当时“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受到学界盛赞。但是从“殿本二十四史”到“百衲本”，仍然没有标点，没有断句，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一套经过标点校勘，更准确、更清晰、更便于阅读的“二十四史”新本。

　　1956年，著名学者、长期在文化战线工作的郑振铎先生，在《人民日报》《政协会刊》先后发文，明确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首次系统讨论整理“二十四史”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主席指示，组织标点“前四史”。吴晗、范文澜随后主持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制订计划，优先整理出版“前四史”，并兼及其余二十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出版工作，以给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准确、错误最少、便于阅读检索的本子。新中国版“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历史传承，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在党和国家有关领导的亲切关怀和部署下，高效组织有关力量，集中各方面资源，合力完成的一项宏大出版工程。“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完成了从博古架上的“古董”到人人可取而读之的现代读本的转换，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标志性成果。其中《史记》首先出版于1959年9月，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宋史》最后出版于1978年，标志点校本“二十四史”最终完成、全部面世。

　　二

　　“雨雨风风二十年”，亲历全过程的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赵守俨先生用这7个字来概括“二十四史”整理出版的历程。从1958年到1978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中华书局集全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之力，200多位学者编辑参与，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宏伟文化工程。

　　顾颉刚先生1954年进京，在领衔完成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标点之后，又完成了平生最大夙愿——第一个《史记》三家注整理本。1971年，周恩来总理作出批示，决定“二十四史”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并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年迈的顾先生受命承担“总其成”之责，用一周时间起草了长篇宏文《整理国史计划书》。

　　1958年，著名文史学者宋云彬先生奉调进京，将毕生精力最后奉献给“二十四史”，协助顾先生完成《史记》点校，独自完成《后汉书》点校，承担南朝诸史的编辑工作。

　　1963年，由中宣部、教育部发文，借调武汉、济南、天津、广州等地高校多位教授进京，郑天挺、唐长孺、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陈仲安、刘节、罗继祖、王永兴诸先生集中住进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从而留下“翠微校史”的佳话。

　　1971年，在中央直接关心下，校史工作重新提上日程，并由北京、上海两地分别承担。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社科院参与，以中华书局名义出版。其他数史，由北京方面完成。唐长孺、王仲荦、启功、王钟翰等学界名宿再次汇聚中华书局，先后参与校史长达十年之久，中华书局因此被启功先生亲切地称为“第二故乡”。

　　点校本“二十四史”出版问世后，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系统完整、科学规范的现代整理本，点校本“二十四史”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成就的标志性成果。已故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评价其“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在《访华余录——出版和书店》中高度评价点校本“二十四史”，称其“可以超过乾隆殿本，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标准本”。早在1960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同志就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出版提出要“超越前人，并继续修订以成定本”的要求。半个世纪以来的事实证明，点校本“二十四史”确实达到预期，并且已经取代旧本，成为之后海内外学术界及广大文史爱好者普遍采用的最通行的版本。

　　三

　　经典的产生，既要充分尊重传统，又要顺应时代发展。老一代学者们以他们丰厚的学养和无私的奉献，以学术标准和时代需要为旨归，担负起存亡继绝的文化使命，使点校本“二十四史”不仅为研究者们提供一个标准通行本，同时为传统的文献整理积累丰富的经验，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当下我国的出版事业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经验。

　　为更好适应学术发展和读者需求，中华书局进行了更深入和更全面的探索，先后推出“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和包括人名、地名、书名在内的各类专题索引。同时，为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阅读需求，陆续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全241册)、缩印本“二十四史”(全20册)、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全63册)以及各史单独编排出版的版本。目前，点校本“二十四史”已经完全实现数据化，中华书局古联数字公司重点建设的“中华经典古籍数据库”，使读者能够通过手机端和电脑端实时进行线上阅读，进一步扩大了“二十四史”的受众面。

　　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出齐，距今已有40余年时间。受当时社会、经济、学术等客观条件制约，加之整理过程时间跨度大，参与点校人员变动等因素影响，各史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憾。为适应新时代学术发展和读者使用的需求，中华书局于2007年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修订工程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中国出版集团“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并获得国家专项资金支持。修订工作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尽力消弭点校本存在的不足，形成体例统一、校勘全面、标点准确、阅读方便的全新升级本。截至目前，已出版《史记》《魏书》《宋书》《南齐书》《隋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八部史书修订本。修订工程集合全国学术界的力量，承担修订的单位分布于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陕西、浙江、江苏等省市的十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参与修订工作的学者约300人，是当代学术界、出版界的又一件空前盛事。

　　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对民族文化有更准确的理解、更高度的认同，要下大力气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追求原创力和传播力同步增强。在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会绽放出更加绚烂的时代光辉。

　　(作者为中华书局总经理)

　　《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23日 20 版)

　　信息来源：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19/0823/c1008-31312097.html